成片破产，乡村劳工大量涌入城市，可城市工业岗位并未同步扩容，过剩劳动力进一步压低了全城工人薪资。”

对伊迪斯来说，这方面的东西恰好是她现实中遇到的实践，所以倒是有话可说。

“当千万工人家庭同步缩减非必要开支，市场有效需求便会持续萎缩。

一八七三年年末，伦敦棉纺、五金、家具行业超四成工厂选择缩减工时、批量裁员。

工厂库存堆积、订单锐减，只能继续裁员减产；大规模失业又进一步压低全民购买力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层层拖累整个经济体系。”

伊迪斯稍作停顿，“所以依照穆勒先生的框架，这场萧条只会被归因为投机失度、资本错配、农业受挫，是外部秩序失衡、市场短期紊乱，只需静待市场自行清算、制度微调，秩序便能恢复。

这是古典学派一贯的视角——只看供给、看生产、看外部秩序失调。”

“可若用边际效用理论审视一切，我们便能看见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。”

她语速平稳，逻辑层层递进。

“按照边际效用理论，价值与市场交易的核心，从来不是劳动成本与产能规模，而是人的主观欲望、需求与边际取舍。

1871到1873年疯狂扩张的铁路与工业投资，每一先令新增投入带来的利润持续走低、风险持续走高，投资者的主观盈利预期悄然逆转，不再愿意扩张投入，市场扩张的动力自然枯竭。

于是短短三个月内，铁路股指暴跌近四成，大量项目停工烂尾，金融信用链条彻底断裂。

而底层劳工的困境，更是这场萧条的隐性底色。

工人薪资仅能维系生存，每一枚先令都用于刚需度日，工业品的边际效用对他们而言再高，也没有对应的购买力支撑交易。

不是商品无用，不是产能过剩，是大规模群体彻底退出了市场交易。”